（2）原語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確的實體，而譯入語文化不加以區(qū)分；或恰恰相反。
例如，英語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軟的椅子，但在漢語中我們卻區(qū)分為“扶手椅”和“單人沙發(fā)”。
（3）原語和譯入語中同一個指稱對象可能由字面意義不同的詞語加以指稱。
例如:英語的“black tea”,翻譯成漢語是“紅茶”，而不是“黑茶”，這是因為中國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顏色，而英國人重點放在茶葉的顏色上。再例如，“ brown sugar”是中國人所指的“紅糖”，而不是“棕糖”。"Brown bread”是“黑面包”而不是 “棕面包”。
正是由于中西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而造成翻譯過程中文化信息的丟失，由此便影響原文讀者的反應與譯文讀者的反應對等。中國人有時喜歡用花草名稱作商標，但是，文化上的差異，花的象征性很難對等，有時甚至出問題。如我國生產(chǎn)的 “紫羅蘭”男裝，若用Pansy(紫羅蘭）作為商標，在英語國家則銷路不會太好，因為 Pansy這個單詞指的是“女性化的男人”。我們需要了解意大利人喜愛玫瑰花，但討厭菊花。日本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忌諱用菊花做商標。日本人將菊花用于葬禮。
再例如，中國名酒“杜康”，翻譯成英語只好按音譯。英語國家讀者看到英語商標“Dukang”時，只會把它與酒聯(lián)系起來，而不會想到中國歷史上釀造酒的高手“杜康”,也不會像中國人那樣把“杜康”(Dukang)與“好酒”聯(lián)系起來。所以，“杜康”作為商標，文化信息對等不理想。不過，我們不妨可以用希臘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 “杜康”酒的英語商標，這樣，文化信息的對等肯定比“Dukang”要好得多。因為， Bacchus會使西方人聯(lián)想到酒。英語中有成語為證:a son of Bacchus(酒鬼）。
不過，有時即使文化信息只是源語特有，在譯文中也有必要保留。這正如前文所說是引進外國文化的一種方式，例如，“十字架”的文化含義已被我國人民接受。對于這種源語中特有的文化信息的傳遞，譯者必須采取加注的方法以讓譯文讀者理解。至于在什么情況下需要將外國文化通過翻譯引進本國，這就要看譯者的判斷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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