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前面所述，這部著作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其表現(xiàn)不僅在于它廣泛深入地評述了西方語言研究和翻譯研究的豐富遺產(chǎn)、從歷代文學名著中引用并剖析了大量語言與翻譯的實例以及對語言和翻譯的本質作了深刻有力的闡發(fā)， 而且尤其在于書中對翻譯步驟所作的詮釋。

斯坦納認為，翻譯的步驟有四點：(1)信賴（trust) ； (2)侵入（aggression) ； (3) 吸收（incorporation) ； (4)補償（restitution)。

首先，在著手閱讀和翻譯之前，譯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經(jīng)歷“信賴”這一步驟， 即“相信”原文是有意思的，譯者必須加以透徹理解。人們通常問“原文說了些什么？”這實際上就是一種信賴，相信原文中一定存在著某種意思。當然，有時譯者讀完原文后，發(fā)現(xiàn)“原文毫無意思”，如一些玩弄字眼的打油詩，這類無聊的原文是不能翻譯的，因為它們在詞義上不起任何交流作用，但就有意思的原文而言，原文究竟說了些什么，這個問題又會由于文章體裁、類型的不同而各異，或由于翻譯目的之不同而不同。人們對于原文意思、韻味的認識，往往各異其趣。在西方翻譯史 上，宗教、科技翻譯者大都傾向于照字面去理解原文意思;古代、文藝復興時期以及19世紀的文學翻譯家基本上緊扣原文，但中世紀、新古典主義時期以及某些現(xiàn)代文學翻譯者卻往往不忠實于原文。

翻譯中的第二步是“侵入”原文。這種“侵入”可理解為譯者直覺中兩種語言之間、兩種思想形式之間的沖突。在語際翻譯中，對原文的理解、認識和解釋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入侵活動。正如古羅馬理論家哲羅姆所比喻的，譯者會把原文意思當作俘虜抓獲過來。在理解過程中，譯者打破原文的外殼，抽出原文的精髓，然后帶回去。就好比一個露天礦井，把礦采光了，在地面上留下一片空蕩蕩的印痕。有些原作通過翻譯被全盤移植到譯文語言中，原文語言里的東西一點兒也不留。有的原作則無須人們再去閱讀，因為譯作比原作出色。

第三步驟是“吸收”。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被移植過來，不是在真空中移植，也不是移植到真空中去。譯文語言的語義場已擠滿了語義。對于引進的成分會有各種各樣的同化和應用。有完全同化的，如路德的德譯《圣經(jīng)》和諾思的英譯《名人傳》；也有長久令人感到奇異的，如納博科夫英譯的普希金名著《葉甫蓋尼?奧涅金》。 但不論同化的程度如何，從原作中的引進總有可能攪亂或重組譯文語言的結構。通過翻譯，譯文語言可以變得更加豐富，但也有可能被原文語言俘虜過去，而喪失譯文語言的本色。譯者應該看到外來成分吸收過程中的這種辯證關系。吸收原文是一項思維活動，但它是以語言的使用為標志的。在科技翻譯中，吸收原文的任務不會太難，因為讀者只須在一個層次即客觀事實和知識的層次上下功夫。在文學翻譯以及在某些宗教文獻的翻譯中，對原文的吸收就必須在多個層次上進行，有的 層次純屬譯者的直覺范疇，因此吸收的好與壞完全取決于譯者本人。

斯坦納提出的翻譯第四步驟是對翻譯過程中的走失進行“補償”，即把原有的東西歸還到原來的地方。“補償”是翻譯過程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在第一步，譯者傾向于原文而失去平衡。接著，譯者在認識上“侵入”原文，理解原文的意思。爾后， 譯者對原文進行索取，給譯語增進可能導致不同后果的新成分，于是又一次失去平衡。因此，譯者必須作出補償，通過交互作用以恢復平衡，也就是達到理想的翻譯。這一點，正是翻譯原則與技巧的核心所在。

按照凱利的觀點（Kelly, 1979： 61 )，斯坦納的翻譯模式是一個基于“正題” (thesis)、“反題"(antithesis)和“合題"（synthesis)三個概念之上的黑格爾式理論模式。原文語言與譯文語言是“正題”與“反題”，而最終產(chǎn)生出的譯文就是二者的“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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