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鄭海凌提出嶄新的翻譯標準：“和諧說?！彼岢龃苏f是以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諭之道”為基礎的。她解釋道：“我們提出的‘和諧說’的哲學基礎，是我國古代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觀念和我國古典美學里的‘中和之美’。”按照這種翻譯標準，譯者必須把握好分寸，在翻譯過程中準確地把握好“度”，“譯者在審美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正確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要恰當地表現原作，既不能太過，也不能不及，以其敏銳的分寸感把握‘適中’最終達到‘和諧’的審美效果”?！昂椭C”的關鍵是適中，換言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作信息用譯入語表達時出現的矛盾進行處理時，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鄭海凌的和 諧說主要是針對文學翻譯的，對國際商務翻譯的指導意義不大。文學翻譯講究審美效果，而商務翻譯講究客觀，不需要追求美的效果。不過，如果拋開審美意識，以 中諭之道為鑒礎的“和諧說”對商務翻譯還是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任何翻譯過程中都會遇到問題，在進行問題處理的過程中，有時為了達到翻譯目的，只有在取舍的矛盾中采取適中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楊曉榮在其著作《翻譯批評導論》中提出翻譯標準的“第三種狀態(tài)”。她研究翻譯標準的二元對立后，在翻譯標準的多元的甚礎上提出“第三種狀態(tài)”，其核心也是試圖找出一條中間的道路來闡釋翻譯標準。她的第三種狀態(tài)與鄭海凌的和諧說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以中諭的哲學為基礎的。但是，如果說鄭海凌試圖尋找兩者之間的適中方法的話，楊曉榮的第三種狀態(tài)走出了二元對立的狀態(tài)，在二元的基礎上，尋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介乎兩者之間又包含兩者的“第三種狀態(tài)”。楊曉榮說‘第三種狀態(tài)’既不是A，也不是B，因為它不純粹；但它又兼有兩者的性質，因此又可以說它既是A，也是B?！睏顣詷s解釋說：“‘第三種狀態(tài)’作為翻譯標準也不是‘多元互補’?！睏钍系摹暗谌N狀態(tài)” 尋求一種融合性的平衡。但是，至于怎樣做到平衡，作者若能多作闡釋，就更有實用意義。不過，楊氏提出，翻譯標準有個依據的問題，這就是：條件。這種提法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我們提出一個翻譯標準，其先決條件是該標準所針對的對象是什 么，是文學翻譯還是科技翻譯，或是商務翻譯。楊氏對“條件”作了較為翔實的解釋，有理、有據，頗令人信服。楊曉榮認為：“無條件地講翻譯標準，好像怎么說都有道理，也都不完全對，但是，只要對某一特定的翻譯活動的需求一出現。翻譯這個概念就由抽象化為了具體，各種相關因素因而產生（包括譯者的翻譯觀），翻譯標準也就明確了。”說到底，翻譯標準的確定是以該標準的適用對象為前提條件。講到適應，我們有必要提到胡庚中的“翻譯適應選擇論”。他借用了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和“自然選擇”的基本原理，將翻譯標準的基礎建立在適應選擇論上。
胡庚中的翻譯標準就是 “整合適應選擇度”。他認為“適”與“不適”由譯者決定，因為他的翻譯理念是“譯者 中心”。怎樣判斷自己的翻譯是否“適”還是“不適”，得靠譯者自己主宰了。其實， 胡庚中的理論與上述鄭海凌的“和諧”論，楊曉榮的“第三種狀態(tài)”有相似性，譯者確定翻譯標準靠自己去把握“適”與“不適”的“度”。
譚載喜認為“翻譯標準的厘定是翻譯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他將翻譯標準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①內容對等層次；②形式對等層次;③完 全對等層次；④部分對等層次;⑤功能對等層次;⑥話語類型層次：說明不同的話語 類型必須制定不同的翻譯標準；⑦言語風格層次;⑧譯文實用層次。譚氏的分類是建立在對等的基礎上的，具有實用意義。翻譯標準的厘定過去只注重原作，現在還注重譯作讀者。
另外，翻譯的目的論，為翻譯標準的確定提供了一個新的依據。翻譯的目的是什么？同樣的原作，翻譯給不同的讀者閱讀，翻譯標準是不一樣的?！妒ソ洝返膶ο蟛幌嗤蚨g時的標準就不一樣。所以，翻譯標準的確定是建立在以原文文本的文體、體裁為依據，以譯文讀者需求為目的的基礎上的。
責任編輯：admin
上一篇：國外的翻譯標準
下一篇：中英對照——長句拆譯法
微信公眾號搜索“譯員”關注我們，每天為您推送翻譯理論和技巧，外語學習及翻譯招聘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