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所有語言都具有同等表達(dá)能力，如果語言中出現(xiàn)詞匯缺乏，那么人們可以通過譯借詞、新造詞、語義轉(zhuǎn)移和迂回表達(dá)法等方式，對語言進(jìn)行修飾加工。例如， 在西伯利亞北部的楚克奇人(Chukchees)的新生標(biāo)準(zhǔn)語中，“螺絲”譯為“旋轉(zhuǎn)釘”， “鋼”譯為“硬鐵”，“錫”譯為“薄鐵”，“粉筆”譯為“寫字皂”，“手表”譯為“錘動的心”。 即使是一些似乎矛盾的迂回表示法，如最初俄語中用來表示不用馬拉的電車名稱 “電馬車”(электрическая
конка)和西伯利亞的科爾亞克（Koryak)語中用來表不飛機的名稱“飛輪船”(jena paragot)，也只不過是用來說明馬車的電動類似物和輪船的飛行類似物，這并不影響信息的交流。
（五）語法范疇是翻譯中最復(fù)雜的問題。這對于有時態(tài)、詞性、詞數(shù)等語法形式變化的語言，尤其是個復(fù)雜的問題。語法結(jié)構(gòu)決定著哪些東西是非表達(dá)不可的。 例如，把I hired a worker（我雇了一名工人）這個英語句子準(zhǔn)確地譯成俄語，就必須有附加的信息，弄清楚動詞所表示的動作已經(jīng)完成還是沒有完成，所雇的人是男人還是女人。這是因為，在俄語中，動詞有完成體和未完成體之分，名詞有陰性和陽性之分。但不管俄語選用哪些語法形式，翻譯上述英語句子，都回答不了我“雇過”(英語的過去時）還是“已經(jīng)雇了”(英語的完成時）工人的問題，也回答不了所雇的男工或女工是特指某個人（英語用定冠詞）還是泛指一個工人（英語用不定冠詞）。因為英語和俄語的語法結(jié)構(gòu)所要求的信息不一樣，所以翻譯中就會有各種不同的選擇。這樣，一個沒有上下文的英語句子在俄語中就可以有一系列的譯法，反之亦然。于是譯文就有可能完全背離原文的意思。同樣，詞性的處理也往往是翻譯中的一大難題。例如，陰性詞不能指男性，陽性詞不能指女性。當(dāng)人們使用擬人手法解釋非動物名詞時，也受到了這些詞性的影響。例如，俄國畫家列賓對德國畫家把“罪惡”刻畫成女人感到迷惑不解，因為他沒有看到“罪惡”這個詞在德語中屬陰性，而在俄語中則屬陽性。俄國兒童在閱讀譯成俄語的德國故事時，非常吃驚地發(fā)現(xiàn)，死亡明明是女人（在俄語中屬陰性:смepть)，卻被德國人描繪成老頭（在德語中屬陽性:der Tod)。“生命——我的妹妹”(my sister life)這種說法在俄語中是完
全自然的，因為“生命”(жизнь)屬陰性。
在詩中，言語對仗是作詩的一個原則。句法和詞法范疇、詞根、詞綴、音素以及音素成分（如區(qū)別性特征）等都會在類同和差異的基礎(chǔ)上相互對立、并列、接近，各自有各自的語法意義。另外，當(dāng)人們說笑話、做夢、玩魔術(shù)、使用雙關(guān)語或做別的文字游戲時，語法范疇的意義也都占有很重的比例。在這些情況下，翻譯就變得更復(fù)雜、更加容易引起爭議，甚至變得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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